仲景文化与中医，传承仲景文化

中国古代有诸多圣人，他们是在各个行业中具有里程碑意义的代表人物。有着几千年发展历史的中医学是我国优秀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中医名家灿若星河，然而被冠以“医圣”头衔的只有东汉末年着名医学家张仲景。“医圣”仲景勤求古训，博采众方，凝聚毕生心血撰写出《伤寒杂病论》。该书是集秦汉以来中医药理论之大成的医药宝典，是我国第一部临床医学专着。

一、开创辨证论治之先河，理法方药铸就中医药新高度

“医圣”仲景系统整理并继承了东汉以前的医药学成就，将医学理论和经验方药有机结合，从而形成了中国第一部理论指导实践、理法方药完备的医学巨着。他确立了辨证论治的治病大法，成为中医学诊疗疾病的圭臬，这种具体问题具体分析具体解决的思想，开创了个体化医疗的先河。“医圣”仲景创立的六经辨证理论体系，能广泛运用到其他临床各科疾病的辨证中，为后世的中医学形成和发展提供了思路和方法。《伤寒杂病论》中所记载的260个方剂，计量精确，规矩严谨，并根据药性、体质、病情等因素酌情变化，被后世中医学界称为“医方之祖”。在剂型种类上记载的有汤、散、丸、灌肠、肛门栓剂等不同剂型，为药物制剂的发展提供了重要的参考。此外，书中记载了许多护理和调养的内容，比如喝桂枝汤后需要啜热粥以助药力的发散;服用五苓散后要多喝热水，保护胃气，助推阳气发汗等。这些都可谓护理学的滥觞，为现代护理学奠定了基础。可以毫不夸张地说，中国医学基本是沿着“医圣”仲景的理论体系发展的，没有《伤寒杂病论》，就没有现在的中医学。因此我国历代医家都十分重视对《伤寒杂病论》的学习和研究，称其为“启万世之法程，诚医门之圣书”。

二、传承医德文化之先驱，先进代表奠基优秀新文化

“仁爱”是中国传统文化中非常重要的道德观念和人文精神。我国的历史发展中儒医是相通的，许多医家早期习医是因为自己的亲人有疾或个人本身有恙，或抱着“不为良相，便为良医”的儒者心情而走上医学之路的，实际上也反映出中国古代知识分子的家庭伦理和社会伦理观念。张仲景所处东汉末年，正值天下纷争，兵荒马乱，加上当时自然灾害较多，使得民不聊生，疫病猖獗流行，因而死亡惨重，触目惊心。张仲景的家族也未能幸免，正如他在《伤寒杂病论·序》中所写：“余宗族素多，向余二百，建安纪年以来，犹未十稔，死亡者三分有二，伤寒十居其七。”面对如此严重的伤寒疫病流行，时任太守的张仲景不可能坐视不管，因而发出了“感往昔之沦丧，伤横夭之莫救”的沉重感叹，这种对家族亲情之爱和拯救苍生黎民的博大情怀促使他对伤寒疫病的研究。在中医药文化中，仲景医学文化是贯穿中医发展的主线和灵魂，仲景提倡的“医乃仁术”，既是中国社会对传统医事活动的最高评价，也是医者对自身素养的基本要求。

三、经方效验古今之先贤，助力中西医学做出新贡献

张仲景的辨证论治理论体系，一直有效地指导着临床，古今中外的临床医学家无不尊崇仲景学术思想，善用仲景方药，后人都尊“医圣”张仲景的方子为“经方”。由于使用经方常有桴鼓之效，历代诸多医家在临床诊疗时多喜用“经方”为主进行治疗，因此被称为中医的“经方派”。随着科技发展，近现代的中西医学者也加大对经方的研究，通过多次的、反复的生物分子细胞实验、动物实验、临床观察等，都从现代科学角度证明了“经方”的确切价值。“经方”中的成药如金匮肾气丸等，一直是药房中的常备药和畅销药。在日本厚生省所承认的210个汉方中，张仲景经方占88个，如小柴胡汤、八味肾气丸等。经过历代医家发扬光大，经方不仅治疗仲景所述之疾病，还广泛用来治疗多种疾病。从古到今经方为人类的健康发挥了巨大的作用，并将持续下去。

东汉时期，“伤寒”瘟疫大流行，死人众多，有“十去七八”之说，“建安七子”中四人死于瘟疫，正是“医圣”仲景的《伤寒杂病论》找到了攻克伤寒瘟疫的方法。《伤寒杂病论》翻译之后流传到当时的欧洲，在治疗“黑死”病中，发挥了独特的巨大的作用，欧洲学者李约瑟高度评价医圣仲景，称其为“一个拯救了欧洲命运的人”。2020年，中医药在抗击治疗新冠肺炎中，“医圣”仲景的辨证论治思想和经方发挥了重要作用，为世界提供了中国方案。《伤寒杂病论》在世界上多次与多种类瘟疫的较量中，在拯救人类的生命中，发挥了不可替代的作用。

国家历史文化名城南阳是“医圣”仲景的故里，河南是中华民族传统文化的根源和主干，重塑文化强市、文化强省，将医圣仲景纳入到整个区域文化建设的重要地位，通过纪念、研究、传承和开发，创新仲景医药文化的潜能，这不仅对于提高人民的健康体魄和综合素质有着重要的现实意义，而且对于丰富人们的精神文化生活，推动中原地区政治、经济的发展，增强地区综合实力更具有深远的历史意义。